回顧校園民歌的時代 用詩與音樂向世界提問
本校人文社會學院為推廣多元閱讀，本學期以「歌」為切入點，探討音樂與文字所誕生的寵兒。並進一步聚焦在臺灣流行音樂，先邀請隋立儀老師主講「臺灣流行歌曲的美好年代」，再於4月20日下午，邀請馬世芳老師主講「重新理解『民歌』時代」。
馬世芳老師主持「音樂五四三」、「耳朵借我」音樂廣播節目，迄今已獲得6座廣播金鐘獎，並多次擔任金曲獎評審。同時耕耘文字創作，獲聯合報「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」、中國時報「開卷好書獎」。不論華語或英美流行音樂，馬老師談起來，令人賞心悅目又悅耳。
唱自己的歌
馬老師破題便強調：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等價。青春期的音樂就是好的音樂，因為這是生命最美好的階段。雖然如此，回顧台灣的民歌時代，依然有深刻的意義。單是民歌手高喊「唱自己的歌」就足以令人深思：什麼是自己的歌？其實早在1930年代，臺灣就已經唱出自己的聲音，例如「雨夜花」、「望君早歸」等都是傳世神品；「桃花泣血記」則結合流行歌與電影。隨後國民政府帶來上海歌曲，崔苔菁、劉文正、鄧麗君、洪一峰、黃俊雄布袋戲配樂等，也都是熠熠生輝的名字。然而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民歌手，認為當時的流行音樂多是吟詠風花雪月，較少反映生活，連傳統雅詞也罕見，不論音樂與歌詞，常見移接翻譯的痕跡，又不滿大學生多以西洋音樂為時尚。於是乎高喊「唱自己的歌」，既是訴求，也是對失語的焦慮。
民歌是知識青年的自覺
既然是「自己的歌」，那便有別於外人。除了是以在地的聲音，區別東西洋音樂；另一方面是以大學生為主的素人創作、演唱者，對比流行音樂。在聯考窄門的年代，大學生多半具有知識青年的菁英感，連帶強調音樂應該具備社會責任；相對之下，「歌手」在當年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行業，缺乏完整的製作、行銷體制，又充斥著潛規則的流言。因此，以「民歌」自稱，一方面對比流行音樂，也強調歌謠反映社會。以引領民歌風潮的楊弦為例，1975年楊弦以學生身分，在台北中山堂—當年最體面的演出場地，舉辦「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」，燈光、樂器、妝髮一切從簡，並將余光中的詩作譜曲演奏，隨後收錄為《中國現代民歌集》，就此打響「民歌」的稱號。將音樂與現代詩結合，允為劃時代的創舉，不僅回到詩歌合一的古老傳統，同時也是歌的突破：在演奏方面，民歌以木管、鋼琴為主，電貝斯鋪墊，有別於管絃樂隊；在歌唱方面，以自然音為主，較少聲樂、轉音、假音等技術展現；在歌詞內容方面，更強調文學的價值與社會的功能。馬老師以王海伶演唱的〈偈〉為例，將鄭愁予的名作譜曲，以乾淨的嗓音唱出「這土地我一方來，將八方離去」。民歌時代的影響，在於創造了前此不存在的市場，也由此衍生「滾石唱片」、「新格唱片」，並且讓新人嶄露頭角，從根本上改變了音樂圈的體質。
生而為人，不負青春
一群知識青年投入音樂創作，全憑一腔熱血，有人如楊弦發行兩張暢銷民歌專輯，掀起一波改變時代的浪潮之後，便出國留學。有人如羅大佑、侯德健，留在音樂圈，用詩歌見證大時代的轉型。馬老師將羅大佑首張創作專輯「之乎者也」，列為台灣流行音樂百張經典專輯之首，以〈鹿港小鎮〉為例，將產業轉型下的城鄉差距，唱成「台北不是我的家」，迄今都是北漂青年可能的心聲。在音樂的表現上，將搖滾元素引進華語歌壇，尤其電吉他的創作，在精神、技術面都達到新的標竿。至於侯德健又是另一個傳奇的名字，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的時代背景下，創作「龍的傳人」，響徹華語圈；在兩岸高度對峙的年代，侯德健以復興民族的宏願毅然投共，並引入香港樂壇的唱片製作模式，影響中國的音樂圈。在六四事件時，又參與絕食，而後被中國驅逐出境。馬老師悠悠表示，侯德健在兩岸政治圈都是不合時宜的名字。然而侯德健創作的歌曲例如「捉泥鰍」、「酒矸倘賣無」，都是兩岸共同的聲音。回顧當時的知識青年，憑藉著一腔熱情，試圖用詩與音樂，反映這個世界，在衝撞的過程中，也改變了這個世界。如果民歌時代有什麼值得後代傳頌，用馬老師的話來說，就是這群知識青年「生而為人，不負青春」。(本文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撰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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